儒家“社群至上”的经济伦理与当代企业的经营管理

儒家“社群至上”的经济伦理与当代企业的经营管理

摘要:以前我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国家,国家观念不过是家族主义和宗法意识的延伸,政治结构和管理机制不过是天然家庭和学院关系的扩大,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也必然依照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规范,建造社会秩序的结构和经济生活的图式

以前我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国家,国家观念不过是家族主义和宗法意识的延伸,政治结构和管理机制不过是天然家庭和学院关系的扩大,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也必然依照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规范,建造社会秩序的结构和经济生活的图式。所以,它不仅要维系一个民族整体的存在,而且必须参与和保护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为人民生存提供相应的物质环境和秩序保障。因而,在起整个价值体系中,有国家主体形式所涵化的群体取向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宗教文化精神,也蕴藉了对刚性私有制度的否定,以及重组社会秩序和经济关系的愿望。对于此,儒学创始人孔子全面地表达了他对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关注和理想,倾向用国家的力量和伦理规范来作为重构秩序的保障。

儒家这种主张由国家塑造社会,强调国家意志的普遍性,并倾向通过国家权力和伦理规范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反映了古代价值体系的群体取向。孔子主张按照古代盛名君王的治国之路来管理社会,用养民以惠的原则来协调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孔子一直强调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里,“德”就是对人民的恩惠和教化,“礼”则是对人民的规范和秩序,表达了以民本思想为基调的社群理念。孟子则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侧重为国家制度设计理想模式,主张“均田薄赋”、 “以户析产”的经济思想,倾向肯定国有制和家产制,并以“国中什一使自赋”作为理想化的分配原则。这样在孟子的社会理论中,由于主张国家掌握土地所有权和财产分配权,最终确定了国家在经济结构中的支配地位。孟子一贯推崇“天子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国家学说,并作为伦理化政治的哲学基础,因此奠定了先秦儒家的国家主义理论构架。这种学说不仅赋予国家具有代表社会公正的道德意义,而且认同国家具有仲裁不同利益的理性意义,由此蕴含了以道德转化政治的理想。

由此看来,儒家的这种社会构想是以军权和伦理为媒介来滋润社群关系的政治化模式,它把选择经济手段和商业策略的问题,变成确立价值、规范和目标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形式理性的简述,来维护社会的均富和公利,推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以此作为国家政治的凭籍,形成了以国家主义制衡经济行为的道德基础。这样,社会的一切既定关系都毫无例外地服从宗法人伦制度的需要,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也要最大限度地依靠政治制度的调整。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儒家学说利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关系结构来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保证社会资源能够用于达成某些稳定的目标。严格来说,权力关系和人情网络很难进入经济关系,因为经济关系和商业行为都是受非个人的市场合理性所制约,而国家主义和人伦主义对商业精神的渗透,则无法保证市场规则对于国家制度或伦理秩序的优先性和独立性。虽然权力结构和人情网络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并有可能以一种特殊主义资源体现出来,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提供契机。但是,古代商业行为只重自利不重利他的倾向,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并为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涂上一层极端工具的主义色彩。

经济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环节,其目的是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充足的物质条件。因此,作为国家经济制度唯一标准,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是否有利于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这一共同的福祉。儒家思想通过社会伦理架构来体现商业秩序与公平原则,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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